【市场分析】华为事件与美日立场:东大教授的客观分析引发关注

作者简介:丸川知雄,196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8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同年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经济研究。2007年至今担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产业经济。

华为涉嫌盗取商业机密一事,至今没有决定性的真实证据。若日本把全球范围内技术领先、价格优势明显的华为产品排除在市场之外,也可以先持观望态度,暂缓投资5G。——丸川知雄

华为是当今中国领先的高科技企业,主要提供智能手机、移动通信基站、通信网络设备等领域产品,畅销全球。

十几年前,华为的市场地位还落后于日本NEC、富士通。如今,在移动通信基站领域,中国华为与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并称世界三强,最近更是跃居全球第一。在智能手机领域,华为最近也成功超过苹果,成为仅次于韩国三星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

华为的超强竞争力,得益于庞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在华为18万员工中,8万员工都在从事研发工作;2017年华为的研发投入超过1兆5000亿日元,相当于全年销售额的15%。

 图片@凤凰网

  • 美日排挤华为的做法

美国政府很早以前就开始针对性地怀疑华为,多次在议会上讨论此事,提出“华为表面上是民营企业,背后很可能与中国政府及军方存在关系”,“华为产品都安装了秘密 ‘后门’,中国很有可能从中截获机密信息”等论调。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些还只是停留在怀疑层面。但是,以打压中国为己任的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猛烈攻击华为的政策。

2018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通过提案,禁止本国通信企业采购“任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安全威胁”的通信设备及服务,矛头直指华为、中兴。8月,《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通过,明确指出“禁止联邦政府与任何使用华为或中兴公司设备及服务的机构签订或延续合同”。


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德拉姆堡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的军人面前举起他刚刚签署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图片来自美国之音。

很意外的是,当时日本并没有发生攻击华为的情况。日本的周刊杂志曾经沉迷于攻击中国产的食品问题,但似乎并不关心中国产的通信设备问题。

然而2018年12月,日本政府公布有关采购中央省厅及自卫队所使用通讯设备等的指导原则,意在避免国家机密信息泄露。尽管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目的并非排除特定的企业或设备。”但媒体解读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事实上将华为等中国通信设备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随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公开声明,要求承担重要基建的民营企业和团体不要采购有信息泄露风险的通信设备。该指示同样没有“指名道姓”,但事实上也是要求排除中国产品。

日本移动运营商软银(SoftBank)此前一直采用中国华为和中兴的通信基站。但上述指示公布后,软银随即宣布决定弃用华为和中兴设备,取而代之将在目前的4G基站以及2019年春季预计开始建设的5G基站中,都使用芬兰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的设备。


左: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图片@共同通信社。右:读卖新闻相关报道,图片@netgeek。

  • 美国政府怀疑华为的理由

日本政府及产业界突然转变态度,以安全风险为由排挤华为产品,可以说是由于同盟国美国的强烈施压。

对此,日本政府的应对明显是含糊其辞。“采购设备时要避免信息泄露”,仅字面意思理解,当然无可厚非。但对于美国方面,日本政府可以解释说“实际上这意味着排除华为和中兴,大家都明白的。”对于中国方面,又可以解释说“这只是公布基本的采购指导原则,并无深意。”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华为的产品是否真的安装了秘密‘后门’,是否存在向中国泄露机密情报的风险。对此我只能表示,至今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存在这种风险。

根据软银最高技术负责人的说法,4G设备是把数据加密处理后进行传输,很难在中途提取信息,但5G时代在传输途中经过路由器时能临时解密限制,所以从中截获信息的做法并非不可能(《石川温的智能手机业界新闻》Vol.305)。但是,这只是针对5G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只有华为在技术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不足以成为排挤华为的理由。


图片及目录截图@DWANGO,石川温の「スマホ業界新聞」

澳大利亚政府高层指出,应当警戒中国产品的论据是2017年中国制定了《国家情报法》(《Wedge》2019年1月号,国分俊史稿)。该法规第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由此推断,华为和中兴作为中国企业,有义务向中国公安执法机关提供情报,所以存在泄密风险。

但是,日本《通信傍受法》也规定,在搜查重大团伙犯罪等特定范围内,警方可以依法进行窃听。在大肆宣扬华为危险论的美国,根据国家安全局(NSA)前员工Edward Joseph Snowden曝光,NSA有权要求Google、Apple、Facebook、Microsoft、Verizon等科技公司配合以收集全球范围内的情报信息(《Snowden 给日本的警告》集英社新书)。


图片@集英社官网

总而言之,美国政府自己在利用科技公司获取情报,以己度人,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也能利用华为和中兴获取情报,所以必须加以防范。

  • 积极加入排挤华为阵营的日本

日本因为美国施加压力而排挤中国产品的做法,无异于表明“美国窃取情报没关系,但中国不行。”对此,日本国民实在难以接受。我认为,日本应该向欧盟学习,构筑更严格公正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及携带数据出国的法律体制,严禁任何国家非法窃取情报。

在我看来,日本突然排挤华为产品,和2008年“毒水饺事件”之后排挤一切中国食材的做法是类似的。当时,日本发生两户家庭食物中毒事件,疑为食用了被高浓度农药甲胺磷污染的中国冷冻水饺。随后,超市货架标有“中国产”的食材尽数下架,多家中华料理店纷纷在门口张贴“本店绝不使用任何中国产食材”的告示。

在电视和周刊杂志连日大肆宣传“中国产食品之危险”的舆论环境下,超市和中华料理店为了防止顾客流失,哪怕知道其实并不危险,也不得不加入排挤中国食材的风潮中。


东大阪市某超市下架相关产品,进口“毒饺子”的上市公司JT Foods贴告示道歉。图片@Wikinews

但是实际上,排挤中国食材与降低食物中毒风险之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2013年,日本国内一家大型食品公司被爆出重大丑闻,疑似员工在冷冻食品中故意混入农药。据厚生劳动省调查,此次事件导致的食物中毒受害者人数超过2800人。与之相比,两户家庭受害的中国毒水饺事件完全不在同一量级。作为预防食物中毒的有效对策,原本应当是强化所有产地产品在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的检查力度,但媒体等却向诸多企业及民众宣传“日本产=安心、中国产=危险”的关系定式,结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这次软银当即决定在目前的4G基站以及2019年春季预计开始建设的5G基站中弃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恐怕也是为了防止客户流失采取的无奈之举,并非因为中国设备存在风险。实际上,作为五眼联盟(Five Eyes)成员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在排挤华为的行动中第一时间跟随美国表明态度,但实际上仍在继续使用中国产的4G通信设备(Light Reading,Dec.13,2018)。

软银在谣言舆论之火伤及自身前果断采取措施,从企业经营角度的确可以理解。但就日本整体而言,应该谨慎严肃地探讨一直被搁置的数据泄露问题及有效对策,而不是陷入“只要排挤中国产品就一切放心”的思维怪圈。

  • 华为的5G设备价格便宜三成

数据问题是情报安全领域专家们讨论的专业话题,普通人往往难以参与。但我认为,这也是与普通市民及一般企业有很大关系的话题,因此非专家们的理解和判断亦十分重要。众所周知,在防卫和军事上采取文官统治机制(civilian control)很重要,一旦军队失控,可能会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军备扩张。情报信息安全问题也存在同样的危险系数。就信息通信设备来说,由于厂商疏忽留下漏洞导致网络被攻击的事件,不过是家常便饭。任何网络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零风险”,只能通过经济性、安全性、发展性等指标进行权衡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性和发展性方面,华为是极其优秀的企业(却遭到日本排挤)。华为的5G设备在价格上比其他竞争厂家产品便宜三成(《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12月14日),在技术层面也领先其他竞争厂家。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5G领域的全球技术标准。在50项之多的5G标准立项中,华为提出8项,仅次于提出10项的中国移动,排名第二。之后依次是爱立信6项、高通5项、DoCoMo和诺基亚各4项,可以看出,中国力量掌握着全球5G技术的主导权(《观察者网》2018年12月24日)。英国电信(BT Group)首席架构师Neil McRae明确表示,华为提供了最优秀的5G提案,“现在只有一家真正的5G供应商,那就是华为。其他供应商需要努力赶上华为。”(Light Reading,Nov.21,2018)


BT集团首席架构师Neil McRae在2018年11月21日举办的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表示:“There is only one true 5G supplier right now and that is Huawei — the others need to catch up.” 图片@Light Reading。

  • 华为技术领先的理由

华为等中国力量的竞争优势还体现在TDD技术上。当信息在智能终端与基站之间双向传送时,有两种制式:一种是TDD(Time Division Duplexing=时分双工)模式,接收和传送在同一频率信道进行,用保证时间来分离接收与传送信道;另一种是FDD(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频分双工)模式,接收和传送在分离的两个对称频率信道进行(上行:终端→基站、下行:基站→终端),用保证频段来分离接收与传送信道。

拿道路交通来举例,FDD就像双行道,有两个不同方向的车道,彼此互不干扰;TDD就像单行道,在不同时间允许不同方向的车辆通行。在单行道上跑双向车流,现实交通中肯定会导致车祸混乱,但网络通信世界里电波是以光速飞行的,理论上并不会“撞车”。在FDD模式下,有可能出现上行信道拥堵、但下行信道空荡荡的情况;在TDD模式下,根据交通量灵活调整上下行信道的通行时间,能够有效实现整体交通在相对狭窄道路上的平衡分配。因此,在万物联网产生庞大信息量的5G时代,TDD模式就凸显出独有的技术优势。


FDD vs TDD示意图一,图片@DifferenceBetween


FDD vs TDD示意图二,图片@网络,有改动

中国能在TDD技术上取得竞争优势,说起来可谓是“因祸得福”。在20世纪90年代的2G时代,手机呈爆发式快速普及,由于技术落后,中国不得不依赖于欧美的设备;进入21世纪00年代的3G时代,中国政府投入大量国家资金,培育扶持华为等国内企业,致力于制定独立的技术标准。为了与当时主流的日欧模式、北美模式分庭抗礼,中国瞄准的技术就是TDD(3G时代称为TD-SCDMA)。

但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想实现通过时间切换上下行信道非常困难,研发一度陷入困境。早在2001年,日本已经采用日欧模式进入3G服务时代;而中国一直等到政府完成TDD技术研发才发放3G相关牌照,终于在2008年开始提供TDD、日欧模式、北美模式的3G服务。然而,当时所谓的高速通信并没有提供吸引消费者的实质性服务,3G时代的TDD研发以失败告终。

直到2010年以后的4G时代,TDD模式的技术优势终于体现出来。当时无论日本还是中国,从功能手机(Feature Phone)换成使用智能手机(Smart Phone)的消费者日益增多,迅速进入很多人一起发送接收大量数据信息的大通信时代。相比于单一通信模式,市场也更青睐多种模式齐头并进的通信模式,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通信运营商都开始同时使用FDD(4G时代称为LTE)和TDD(4G时代称为TD-LTE)。进入5G时代后,TDD等多种设备联网方式将百花齐放吧。

日本通信运营商把兼具经济性与发展性的优秀设备提供商排除在市场之外,那究竟还能不能为消费者提供有吸引力且价格适宜的5G服务呢?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先不急于投资5G,观望中美贸易摩擦余温散去后再做决定,也不失为日本的选项之一。

文章原载于Newsweek日文版1月22日,ABP官方微信公众号“日中创投”编译中文首发

作者:omori